高拱的故事在权与势中巧妙周旋明中叶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xinwen】

高拱，中国嘉靖、隆庆时大臣，明中叶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汉族，河南新郑人，嘉靖进士。穆宗为裕王时，任侍讲学士。先世避元末战乱迁徙新郑。祖父高魁，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高尚贤，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以徐阶荐，高拱拜文渊阁大学士。明神宗即位后，高拱以主幼，欲收司礼监之权，还之于内阁，与谋。但张居正在太后前责高拱专恣，致其被罢官。六年病逝于家中。著作有《高文襄公集》。 控制舆论，掌握监察大权

明朝在嘉靖末年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严嵩、严世蕃掌权时结党营私、贪污纳贿，致使朝政极为腐败。严嵩倒台后，朝政混乱的状况依然十分严重。高拱走近权力中心的同时，也一步步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

吏部给事中胡应嘉的姻亲李登云因为与高拱有仇隙，被高拱弹劾去职。胡应嘉因此以为高拱必然找机会陷害自己，于是想先下手为强。正好高拱才高性傲，又因仕途，开始违忤徐阶的旨意。胡应嘉看在眼里，更坚定了先下手为强的决心。世宗住在西苑，内阁大臣直庐也在苑中，以便随时承应皇帝的召唤。高拱在直庐内任职，就把家搬到直庐附近，经常偷偷回家。一天世宗略感不适，谣言就传说皇帝得了重病。高拱急忙准备搬家。这件事让胡应嘉知道了，就上疏给皇帝说：“高拱刚开始辅政，就厌恶直庐的生活，把家搬到直庐附近的西安门外，每到夜里就偷偷回家。陛下近日身体稍稍违和，高拱就私自搬运直庐器物。我不知道高拱是什么居心。”高拱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害怕，赶快上疏辩解。正好世宗驾崩，事情不了了之。高拱以为胡应嘉受徐阶指使，从此深恨胡应嘉与徐阶。

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即位，进高拱为少保兼太子太保，徐阶为首辅。高拱认为自己是穆宗跟前旧臣，，多次与徐发生冲突。武英殿大学士郭朴虽为徐阶所荐，但一则与高拱相睦，加上徐阶草拟世宗遗诏时不与郭朴周知，令两人渐生嫌隙。郭朴开始倒向高拱一边。徐阶很是生气。

不久，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代官员考察制度。对京官五品以下，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每六年举行一次；除都御史可随时过问外，由吏部尚书全权主持。这次京察降黜大臣多人，包括御史胡维新、给事中郑钦等。但杨博的山西同乡没有一人被黜。这引起了御史和给事中的公愤。胡应嘉又第一个站出来弹劾杨博。胡应嘉劾杨博挟私愤、庇乡里，本是直言，但他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吏部办理京察时，给事中应当协理，在事前没有提出异议，事后却要弹劾。穆宗认为胡应嘉前后相抵牾，派内阁商量处罚。高拱认为报复的机会到了。郭朴首先站出来批评说：“胡应嘉疏于职守，全非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为民。”高拱自然极为赞成。徐阶有心庇护胡应嘉，但看到高、郭二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不想激化与二人的紧张关系，只得同意了。

明朝言官多成群结党，尤其是都察院中御史职和六科中的给事中职。

这次先是杨博贬黜言官，接着高拱、郭朴又贬胡应嘉。言官们认为自己地位太让人瞧不起，便纠合起来，共谋反击。高拱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兵部给事中欧阳一敬首先发难，诋高拱“奸横险恶，无异蔡京”。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上疏弹劾高拱。御史耿杰则说高拱“无宰辅器”。一时言论纷纷，直指内阁。

作为内阁首辅，徐阶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处分减轻了，但言官仍不满意。欧阳一敬再次上书，说高拱“威制朝绅，专权擅国，应该罢去”。徐阶便拟旨安慰高拱，想言官们发泄过怒气了，安慰安慰高拱就行了，就没有斥责言官们。

徐阶没有斥责言官，自然是不想在朝中树敌，更有假手言官打击高拱以巩固自己地位的想法。这却激怒了高拱。高拱指使御史齐康弹劾徐阶。这又犯了众怒。诸给事中、御史知道齐康受高拱指使，群集殿上，厉声唾骂。欧阳一敬指责齐康为高党，齐康则劾一敬为徐党。齐康势单力薄，最后被谪。言官们乘胜追击，攻讦高拱，整日不停。高拱束手无策，只得请求归养，隆庆元年五月，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称病隐退。不久，郭朴亦致仕归家。这一次政治斗争以高拱失败而结束。

失败后的高拱在静心闲居的时候，明白了一个事实：想要在朝中站稳脚跟，一方面，须取得皇帝信任掌握行政大权；另一方面，还要控制舆论导向，即监察大权，才能高枕无忧。

政坛风云多变，机遇再次垂青了高拱。在朝廷权力中枢的角逐中，李春芳最终排挤了首辅徐阶，掌握了内阁。徐阶的学生张居正一方面顾念师生之谊，另一方面也不甘于居李春芳之下，于是和司礼监李芳联合，由李芳举荐高拱入阁，兼掌吏部。

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复入内阁。

“隆万大改革”的前奏

高拱为国子监祭酒时，与任国子监司业的张居正交好。居正以比之高拱。两人曾共同相约：若为首辅，则为大明稳定与繁荣竭尽心力。二人那时已对严嵩执政时国家的弊病多有了解。高拱得张居正之助，先是入阁，后抵制阁中赵贞吉势力的发展。大学士陈以勤称病归去，接着首辅李春芳致仕还家。高拱兼掌吏部尚书，成为内阁首辅。应该说，高拱掌内阁后，确实为国家做了许多好事。在高拱以前，由于明世宗好方术，不理政务，导致奸相严嵩专权，朝中大臣互相倾轧，结党营私，国库空虚，农民起义不断。统治阶级内部有识之士认识到改革势在必行，高拱就是其中一员。除了对赋役制度的改革，高拱最为关注的便是吏治和边防事务。

在选拔官吏的问题上，他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为了遍识人才，他要求诸司长官建立人才档案，标明姓氏爵里，一月一察，一年一集，这样急用时，就可以使能干之才得任其事。明嘉靖至隆庆年间边防多事，他请增置兵部侍郎，以备总督人选；由侍郎而任总督，又由总督调回兵部任职，前线与兵部诸司轮番更换，自然将才充裕。高拱认为领兵打仗是专门的学问，非长年磨练不能负责攻战事宜。每有长于智谋、晓畅军事的人才，应使之久任，不要改迁别的部门，他日烽火起时，可备督抚之选。他同时选取边防地区生长的将官充实到诸司中，管理本地事务，并严明赏罚制度，以资鼓励。对于在边疆地区任职的官吏，他也非常重视，认为他们职责极重，不宜轻易调动岗位或升迁贬谪。以上主张，都得到皇帝的认可，将之整理成法令。另外，高拱反对过分强调资格，奏请科贡与进士并用；考察官吏，不单凭文书，而要多方面参考，也不局限人数多寡，一切从实际出发；罢黜者，一定要讲明缘由，使人心服口服。古田瑶民起义爆发，高拱派殷正茂总督两广地区。有人说此人贪财。高拱说：“他是贪，但完全可以处理此事。”贵州抚臣上奏当地少数民族土司安国亨将要叛乱。高拱派阮文中代为巡抚，临走前对他说：“安国亨不会轻易叛乱。你去后，小心不要激变他，要以安抚为主。”以上两事均被高拱言中。因广东各部属吏多贪，高拱特地奏请皇上旌表清廉能干的知府侯必登，以激励清廉风气。其他种种，不一而足。这些措施使国家机器效能得到高度发展。史家也赞他“素习政体，负经济才”。

随着明朝改革的进展，在边境地区，蒙古强明弱的形势渐渐改观，形成双方力量相当的局势。蒙古不断骚扰明朝边民牧耕。明朝虽屡次将其驱逐，但也无力征服蒙古。明朝有识之士认为双方应该讲和，对彼此都有利。就在这时，出现了“把汉那吉事件”。

把汉那吉是俺答（蒙古鞑靼部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的孙子，自幼丧父，由俺答妻将其抚养成人，长大后娶大成比吉为妻。两人感情不和。把汉自己又娶吾儿都司的女儿，号“三娘子”。俺答因为三娘子长得美，就夺为己宠。把汉恚恨之下，于隆庆四年十月率妻子十余人降明。大同巡抚方逢时接受投降，并报告总督王崇古。王崇古认为可借此牵制俺答，并乘机除去赵全。赵全原为山西人，嘉靖年间叛明降俺答。此人能量很大，又将张彦文等人招去，聚众数万人，并且常常诱惑俺答进攻明朝。于是王崇古便想将把汉那吉留为人质，用以交换赵全等人。

王崇古盛情款待把汉那吉，然后与方逢时共同上疏报告朝廷说：“俺答横行塞外五十年，威加诸部，侵扰边塞。现在他惹得神厌天怒，骨肉离叛，千里来降。对把汉那吉应给宅舍，授官职，丰廪服用，以悦其心。如果俺答来索取把汉，就提出交换赵全等人，交还被掠夺的人口，然后以礼遣归把汉，是为上策。如果俺答欲起兵相夺，不可理喻，就假装要杀把汉来吓唬他。他希望自己孙子生还，一定害怕我置其孙于死命。他志夺气沮之时，便不敢轻举妄动。然后我们再慢慢处置，这是中策。如果俺答舍弃把汉，那就厚加资养，以示厚恩。把汉部下有投降的，就令把汉统领，像汉时置属国于乌桓一样。他日俺答死，其子辛爱继位统领他的属下。这时我们打起把汉的名号，让他收集余众，自为一部。辛爱必然忿怒，与把汉相争。他们两族相争，就不会有余暇进攻明境，这又是一策。如果我们按旧例安排把汉住在海滨，必使俺答日夜侵扰；假如配给诸将，让把汉随营立功，把汉骄贵惯了，不受驱策，驾驭方法不当，必生怨望，乃至反噬。这两种情况都是下策。

奏至，朝议纷纷。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皆言敌情叵测。兵部尚书郭乾则提不出明确意见。高拱和张居正则大力支持王崇古的意见。诏下，授把汉指挥使一职，赐绯衣一袭。叶梦熊强谏，被高拱贬黜，这才止息纷争。

其时俺答正掠夺西番，闻变急归，调其子辛爱分兵入犯，急索把汉。而俺答妻因为思念孙子，朝夕哭泣。正在俺答烦躁之际，方逢时派百户鲍崇德来到。俺答盛怒说：“我一旦发兵，你们的将士将血流成河！”鲍崇德说：“我们的将士和你的孙子谁更重要？现在朝廷待你孙子甚厚。你发兵是要害死你孙子啊！”俺答本以为把汉死了，听到此说，将信将疑，便派人跟随崇德至明境。王崇古让把汉着绯袍金带见俺答使者。俺答闻讯大喜。鲍崇德又劝他说：“你只要杀了赵全等人，把汉马上就回来。”俺答于是说：“我并不想作乱。乱实在由赵全而起。现在我孙子降汉，是老天爷的旨意。天子如果封我为王，永远管理北方，那各个部落谁敢骚扰大明呢？即使我死了，我孙子袭封，他受朝廷厚恩，怎敢辜负朝廷呢？”于是遣使来朝，为其子辛爱求官，并请开放边境市场。其他蒙古部落一方面势力小，受俺答控制；一方面贪图明朝财物，便也表示顺从。于是，赵全等人被押回至明朝，边境大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俺答封贡”。俺答封贡后，从明建国以来屡受蒙古骚扰的状况改变了。北方边境的安定和明朝大批军费的节省，对明万历时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这不能不说是缘于高拱决策正确，措施得力。

高拱通过大力整顿吏治和边防，使明王朝朝政有所好转。但他心胸狭窄，魄力不足，无法驾驭全局。朝政的进一步改革还有待于其后的张居正。然而，高拱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张居正改革的先声。

踌躇满志之时，毁灭打击之日

高拱在隆庆三年得到张居正的帮助回到内阁后，以大学士掌吏部事。张居正开始很高兴，说：“喜阁老起用，向来我们同心，世事可为啊！”但高拱牢记徐阶给自己的经验教训，自执政始就尽反徐阶时的政策。这一半是记恨徐阶，一半是通过贬谪和升迁培植自己的势力。他将徐阶拟世宗遗诏时进用的人员一概废除，将曾反对过自己的人加以贬谪。

如果高拱复出后反对徐阶，以此显示自己的正确，这情有可原。历朝历代均有此例，不足为奇。但高拱挟嫌报复，连带徐阶的三个儿子也遭株连，被发配三千里，这未免太过分了。张居正是徐阶的学生，徐阶对他有知遇和庇佑之恩。他早就不满高拱的“绝情”行为，这次见他这么过分，便为徐阶之子求情。正好高拱得到手下人告密说徐阶的儿子送了三万两银子给张居正。于是在大学士朝房里，高拱便将张居正半真半假地讥刺了一顿。张居正脸色大变，指天誓日否认此事。经过这番剖白后，高拱承认误会，事情勉强结束。然而张居正却记下了这笔账。

高拱的势力日益扩张，开始排斥异己。大学士陈以勤看出了苗头，便致仕还乡。隆庆三年十月，高拱提议考察科道。科是六科给事中，道是十三道监察御史。高拱上次败在言官手中去职，现在便要考察言官以树己党。按例这次京察由吏部和都察院会同举行，可兼管吏部的高拱和兼管都察院的赵贞吉发生了冲突。赵贞吉明白高拱的用心，上疏反对。但穆宗念高拱为裕邸旧臣，倾向高拱。考察时两人正面交火了：凡高拱左右，赵贞吉一律斥逐；凡赵贞吉的人，高拱尽数贬谪。于是两人谈判，互相妥协；双方人员，一概保留。但高拱的政敌，只要与赵贞吉无关，还是被贬斥，先后有27人，如御史王圻、大理少卿魏时亮等人。高拱手下则有了诸言官：韩楫、宋之韩、程文、涂孟桂等人。

过后，高拱再对付赵贞吉。给事中韩楫弹劾赵贞吉考察有私。赵贞吉虽上疏反驳，但最终不敌高拱，只好致仕回籍了。

赶走了赵贞吉，高拱更加得意，派韩楫等人把持言路，打击异己。尚宝卿刘奋庸、给事中曹大野先后因弹劾高拱不成而外任。高拱初时还持清操，后来其门生、亲戚多以受贿闻名。但穆宗始终眷顾不衰。

隆庆五年冬，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殷士儋与高拱爆发了一次正面冲突。高拱想提拔张四维，偏偏御史郜永春弹劾张四维。高拱察知幕后指使者是殷士儋，于是指使御史赵应龙弹劾殷士儋由太监陈洪进用，不可参与国政。殷士儋上疏辩解，给事中韩楫耐不住了，有威胁之言。于是殷士儋找了个机会大闹了一次。

按规定，每月初一、十五，给事中都到内阁和大学士见面。大家相互作揖，称为“会揖”。此次会揖后，殷士儋话里有话地对韩楫说：“听说你对我很有意见。有意见没关系，可犯不着被别人利用。”韩楫没想到殷士儋居然会在内阁说这样的话，一时愣住了。高拱看不下去了，忿忿地说：“这成何体统！”一句话点着了火药桶。殷士儋撩起袖子，手指高拱大骂：“你先后驱逐诸位阁老，如今为了提拔张四维，又要驱逐我！你想永远把持内阁，休想！”就在内阁大堂上，殷士儋想要痛打高拱。张居正试图劝解，也被殷士儋臭骂一顿。于是堂堂内阁上演了一场骂架兼动拳脚的好戏。

此后，御史侯居良再次弹劾殷士儋。殷士儋厌倦了，上疏请求致仕，于十一月回归山东祖籍。殷士儋一去，内阁便成为高拱、张居正二人的天下。因张居正一直对高拱谦退有礼，高拱实际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势焰冲天。然而，他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辉煌也快到头了。

高拱认为自己被徐阶排挤的原因在于没有舆论支持。再度入阁后，他大力树立言路权势，但却没有注意宫廷内部皇室的力量。冯保在世宗朝时已是司礼秉笔太监。穆宗登基时冯保屡次想升任掌印太监，但高拱没有注意到他，先是举荐陈洪，后是孟冲。冯保屡次失败，遂积恨于高拱。这事让张居正知道了，开始暗中着意结纳冯保。穆宗病重，冯保要张居正预草遗诏，结果被高拱察觉。高拱责备张居正说：“我当国，你怎能撇开我独自办理这种大事呢？”张居正面红耳赤，急忙谢罪。高拱知道这是冯保的主意，更加痛恨冯保，着手策划驱逐冯保。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突然中风，于病榻前托孤，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冯保矫遗诏，得与三位顾命大臣共事。于是年仅10岁的神宗登基时，冯保站立在神宗御座旁不下去，与小皇帝同受百官朝拜。顿时举朝大骇。冯保此时掌司礼监，又监督东厂（特务机关）兼总内外，势力极大。

但高拱不以为意，自认作为三朝老臣、内阁首辅、顾命大臣，经历了政治上多少次明争暗斗，怎能斗不过一个小小的太监呢？他先命六科给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人上奏章列数冯保奸猾之事，后命给事中雒遵、陆树德等人特疏弹劾，说皇上幼冲，为防宦官专权，请将司礼监的权力归还内阁。按老规矩，这些奏折应发至内阁，由辅臣斟酌，再告知皇上执行。高拱单等疏下之后便拟旨驱逐冯保了。

但这次高拱过于自信了，他轻视冯保的力量也忽略了自己的身边隐藏着另一个大敌。穆宗托孤时，高拱作为裕邸旧臣，哀痛之下，说：“10岁太子，如何治理天下啊！”本意是感到自己肩负治国的重任，但冯保却借机大做文章。他早就着意奉承皇后、皇贵妃，取得了她们的信任。他撺掇皇后说：“高拱斥太子为10岁孩子，怎么做人主呢？”后妃们闻之大惊：“这是什么意思？”太子听了也不由得脸色大变。难道高拱想行废立之事吗？这时，冯保又得到张居正密告关于高拱驱逐他的计划。冯保将这一切又都哭诉给皇后、皇贵妃们。后妃们更认定高拱欲图谋不轨：第一步先驱逐皇帝身边亲近的人，第二步岂不就要……

此时的张居正又做何打算呢？他知道高拱的能量，但他比高拱更清楚宦官的狠毒和他们盘根错节的势力；这一次，只需坐山观虎斗就可以了。两败俱伤之下，在内阁中，只有他的资历和声望最高，也只有他，能在神宗刚即位的情况下，迅速稳定政局。

六月十六日黎明，神宗突然召集群臣到会极门，宣两宫及帝诏。高拱心花怒放，以为这肯定是驱逐冯保的事成功了，急急忙忙赶来。可诏书宣示，不啻一声炸雷：

“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朝廷诸事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夜惊惧，便令回原籍居住，不许停留。”

高拱惊呆了，伏在地上竟然爬不起来。这一个打击实在太重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闯过这么多大风大浪，竟败在一个太监手里。张居正虽然高兴，但与高拱毕竟是昔日好友，不忍见他如此狼狈，遂将他扶起，出了宣武门。冯保犹恨意未消，又构王大臣狱，指使王大臣袖藏尖刀，意欲行刺皇上，想要嫁祸高拱，但终究没有成功。

高拱被迫立即离开京城，按规定，没有国家的驿站马车相送，最后只雇了骡车上路，后面还有押行的兵卒一路驱赶。回家没几年，他连气带惊，就死了。

张居正如愿以偿，登上辅佐神宗的内阁首辅宝座。一个比高拱更善于行使权力的铁腕人物又走上了前台。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称两者关系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他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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