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金非法集资案涉及人员多刑事审判当谨慎

办理互联网非法集资案件，应当全面理解国家政策，正确统一适用法律;坚持严格依法办案与注重挽回损失相结合;积极服务大局维护稳定，防止极端事件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坚持划分责任、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打击与保护并重。

近期，“e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还在收网阶段，而e租宝、大大集团等一批利用互联网非法集资案件集中适用刑事诉讼程序，案件逐步进入到审查起诉及法院审判阶段。非法集资行为作为行政犯入罪，其社会危害性及刑事违法性与自然犯罪有显著区别，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行政监管对行业起着决定性影响的前提下，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应当尤为审慎，应准确把握其犯罪罪质、严格掌握立案标准，实事求是区别对待，慎重适用刑罚措施。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异军突起，迫使传统金融机构全面改革创新，实实在在为普惠金融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在互联网金融的壮大中，混进了一些害群之马，披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浑水摸鱼，干违法犯罪的勾当。行业良莠不齐、好坏难分的矛盾，在2015年时逐渐显露出来。

然而，这一批进入到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非法集资案件，其主要的非法集资行为是发生在监管主体不明、监管法规缺失的背景之下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行政犯，刑法应当尽量谦抑、要保守，不能过分积极介入，要恪守二次违法原则，对于没有前置性违法的行为不应当予以刑事规制，否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对法治精神的破坏。同时，刑法在管控犯罪时，还应该考虑刑法领域之外的其他利益，不能只考虑刑法中的利益，而不考虑金融法中需要保护的金融自由和创新，则这样才能使金融更加活跃，更加有效。

近期互联网非法集资案件呈现出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作案周期长、作案方式隐蔽等特点。相对应，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中，也反映出案件数量剧增、爆发区域集中、涉及行业较广、涉案人群较为集中、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处理较多而依集资诈骗处理较少、批捕率高审查起诉及审判案件集中等问题。

在办案中，司法机关普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矛盾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案件处理周期长、维稳压力大;资金兑付困难、办案效果受到制约;涉案财产处置方式与相关规定不一致，且缺乏有效监管;各地处理标准不一，区域性风险问题仍需重视。

同时在办案过程中，还存在适用法律、办案程序和办案机制等多方面的难题：具体表现在：(一)在法律适用方面，前置性法律规范的缺失问题;集资诈骗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规定笼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比例问题对罪名认定的影响;犯罪数额的重复计算问题;员工的投资人与被害人双重身份问题;亲友的范围界定;责任主体对项目真实性及资金走向无认识的事实认识错误问题;责任层级难以划分等。(二)在办案程序方面，案件办理周期普遍较长，异地多头重复立案和遗漏立案问题比较突出，涉案人员到案时间不一致、并案或分案处理对案件审理的影响，逮捕措施适用过于宽泛、级别管辖各地不一致等。(三)在办案机制方面，公安机关取证标准较低，检察机关引导侦查不力;办案中过于依赖审计报告定案的现象普遍;维权与维稳矛盾突出;内部监督制约作用发挥不明等。

因此，办理互联网非法集资案件，应当全面理解国家政策，正确统一适用法律;坚持严格依法办案与注重挽回损失相结合;积极服务大局维护稳定，防止极端事件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坚持划分责任、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打击与保护并重。

在刑事审判中，应当严格把握定罪标准：

对于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给付分红或者利息的方法，向单位内部职工、亲友等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处理。

对于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当目前尚能正常经营，基本具有兑付能力的企业，应建议有关职能部门采取行政、法律手段督促其尽快清退集资款项。对于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已经出现经营困难的企业，如果经过综合评估认为尚有复苏可能，应协调金融等有关部门，加大帮扶力度，同时加强管控，引导集资参与人与企业签订分期还款协议，逐步清退集资款项。

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但有可能兑付和返还集资款项的，可暂缓处理。对于能够积极筹集资金，并在立案前已经全部或者大部分兑付集资参与人，且后果不严重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实验与实践教学中心主任、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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