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让行政权力配置资源阻挠城镇化进程

勿让行政权力配置资源阻挠城镇化进程

当今的城镇化建设，像是一辆快速奔跑的列车，承载着全体人民的希望。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镇化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然存在诸如资源配置不均衡、“大城市病”日益凸显、城乡差距难以缩小等问题。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又该如何解决？对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为读者解惑。　　“一个国家，四个世界”

地区差异待缩小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如资源配置不均衡、大城市病日益凸显、城乡差距难以缩小等现象反映出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郑风田：我国的城镇化出现“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的特征，京、上、广等大都市，与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基本上差不多，而我国的许多乡镇，也与非洲落后国家差不多。改革开放数年来，我国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发展的差距愈来愈大，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结果，直辖市发展最快，省会城市、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其二，地级市也有巨大的吸空效应。最大头的县以及县以下乡镇，数量最多，行政权力最小，发展也最慢，这也是我国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欧美发达国家的城乡、地区间差距很小，不少中产阶层都居住在农村的大学城、公司镇，而我国公司与大学基本上都集中在行政权力最集中的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土地资源、金融资源也一直向行政权力集中的地域发展，这也是我国目前城镇化存在的最大问题。　　目前，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意识到一个自身难以克服的致命问题，就是财富一直向财富集聚，也就是马太效应的那句话：让富有者更富有，让贫困者更贫困。长此以往，财富最终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引发社会的巨大不公平，导致社会冲突，对民主政治的公平与正义带来难以估计的灾难。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在我国，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副作用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未来我们还要继续按照这种方式配置资源，而不是真正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长此以往，会导致我国大都市越来越拥挤、房价越来越高、污染愈来愈严重，而行政权力底层的县镇吸引不了人才物。　　要处理好行政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群，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尤其是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备受关注，以京津冀为例，在你看来，行政权力主导资源配置是否也是京津冀一体化难推进的一大原因呢？　　郑风田：确实如此。到河北调研，有三件事让我记忆深刻。其一是环京津贫困带，一条边界，分属京津与河北的居民收入却相差数倍，当然房价也相差数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环京津贫困带？按河北人民的说法是吸空效应，北京、天津把河北宝贵的人才物都吸走了，所以河北就穷了。但同样是环直辖市，上海周边却出现数个全国百强县，出现环上海富裕带，江苏的昆山地铁更是直通上海，宁波为了离上海近一点，甚至建起了海上大桥。而燕郊在北京工作的大批居民，每天为坐上回北京的公交车排上数公里的长队一点也不奇怪。其二是张家口的抱怨，当地人民表示，张家口地处北京的上风上水，为了北京的环保需要，很多工业项目张家口都不能上，结果导致经济落后，而来自北京的生态补偿并没有多少。其三是北京与河北交界处的农民，一直抱怨不公平。一条马路的分界线，同样是一个国家，北京的农民可以每年享受各种补贴、保障，村庄也可以得到大笔的拔款建设，而河北的农民基本上从本省得不到补偿，村庄更是鲜有上级投资。　　这也正是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结果。行政之手应该把重点放在一体化的规划以及协调方面，其他的则应当交给市场来解决。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在推行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你认为如何解决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而导致的三地发展不均衡？　　郑风田：要想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核心应当是处理好行政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关系，而其中行政之手的顶层设计目前尚欠缺，三地各自的定位不清，分割严重，才导致每家只关心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现象，需要大破大立才能解决目前的困局。　　京津冀一体化涉及到的三家单位，一个是首都、一个是直辖市，另外一个是省份，虽然同属省部级，但政治级别却相差悬殊。在目前的行政架构与政绩考核体系中，各地一般都要把本地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义，所以在发展方案制定时同时考虑别人就很难，要想做到真正地融为一体，没有更高架构的顶层设计，应该是寸步为艰的。　　如何破除这种困局，我认为思路主要有两条：其一是在目前架构不变的情况下，在国家层面设立一个实体机构，仿效原来的西部开发办、东北办等，超脱地方利益，超脱行政级别制约，来统一协调规划这三地重要的发展规划、制度设计与资源配置。其优点是近期变动带来的震动小，也易于操作。缺点是长期来看会出现可持续性不强，难以为继的问题。过去上动下不动，上急下不急的老问题还是难以彻底解决。其二是干脆分拆河北省，改为三个直辖市，把环京津离石家庄远的区县直接划归京津管辖，成立石家庄直辖市。这种大破大立的方案带来的震动大，短期阵痛比较强，但长远来看，会省去因行政阻力带来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北京、天津地域小、辐射不足的问题。　　推行“城乡等值”政策增加基层声音　　中国经济时报：要想改变目前的按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逻辑需要一个过程，具体来说，你认为应该从哪几方面着手？　　郑风田：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到自己制度的弊端是什么，最后研究新的、有效的“药方”来解决自身问题。同样的，我们要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意识到这一“软肋”，并且在各种规划中有意回避。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要想发展好，就必须改变目前按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逻辑，让市场的无形之手扮演更多的角色，政府在配置资源时应该更多地把资源向中小城镇倾斜，这样我国才能最终实现城乡、区域的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具体如何落到实处呢？我建议，一方面，在政府规划过程中有意地淡化行政权力对资源的配置。在规划中强调不能按照行政权力配置，要按照市场需要来公平配置。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顶层设计。同时应该逐步将行政级别与城市脱钩，没有必要人为地把城市界定为部级城市、省级城市、地级城市等。　　此外，今后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在各种规划制定、各种资源配置的制定上，增加基层人民参与的渠道，逐渐增加基层的声音，在这方面需要有一定的比例和硬性的规定。　　同时，应当学习德国的经验，推行“城乡等值”政策。城市与农村相比具有天然的集聚资源的优势，而广大的县城和农村更需要资源的倾向以加快其发展。资源配置应当起到“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作用。“城乡等值”优于“城乡统筹”，其主体目标是研究在城里居住与在农村居住的差别是多少，并把这之间的缺口弥补上，从而吸引人口到农村去居住。这样比泛泛的提“城乡统筹”，却将资源都统筹到城市去要可取得多。　　“城乡等值”理念的实践是其成功的关键，在一些村庄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通过由“教育抽水机”向“教育自备井”的转变，提升了农民的素质和技能，结合回乡创业的工业资本实现了“上班+种地”的生活方式，收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实现了“收入等值”；此外，通过改善村内的基础设施，增加村庄的公共品供给，使村民享受到与城市同等的服务和公共设施，使其感觉到在农村生活和在城市生活没有较大区别，产生同等的幸福感和舒适感，实现“公共品等值”。通过“收入等值”和“公共品等值”实现“城乡等值”，农民在农村享受到与城市同等的生活质量，也就不愿意再离开农村，毕竟人们仍有安土重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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