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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玉器的艺术风格研究欣赏_[#第一枪]

发布时间:2021-06-07 17:12:22 阅读: 来源:电焊机厂家

中国人自古对玉情有独钟,赋之深厚,使之绵延几千年经久不衰。这种极端的爱玉情结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也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现象。

在研究中国古玉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战国和汉代的玉器。如果说史前玉器在治玉工艺上还显粗糙,纹饰造型较为抽象神秘;商周玉器多显小巧而程式化,大件器型不多的话,那么战国玉器随着铁质铊具代替青铜铊具,治玉工具逐渐改进,玉器制作开始走向变革,造型、纹饰渐为丰富、活泼,直至汉代可以说发展到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的一个高峰。

两汉玉器的艺术风格是多方面的。其造型、纹饰风格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大气磅礴、灵动飞扬。出现了许多以往难得一见的较大型器,并广泛见诸于陈设、日常、装饰,甚至丧葬用玉中。如陕西咸阳茂陵出土的四灵兽面纹玉铺首,长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比之先秦玉器更显大气、宏伟。

汉代不少玉器构图打破了传统的对称平衡,如河北定州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出廓乳钉纹玉璧(图1),粗看似左右对称,细审则出廓之龙纹和螭龙纹均不相同,各自伸张有度,扭曲有势。不仅赋予玉器造型极强的灵动感,而且决无失衡之态。

南越王墓出土的经典之作——镂雕龙凤璧(图2),龙矫健威武,凤灵巧婀娜,站在蛟龙伸出的前肢上,回首与之相对,游龙戏凤,含情脉脉。可以说汉玉中许多作品线条极富力度和动感,尤其是各种龙纹、风纹,螭纹的雕刻,其张力实足的肌肉轮廓,“s”形优美的体型,艺术性足以让后人叹为观止。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S”形曲线,虽源于先秦,但在两汉玉器造型及纹饰中大量出现,不仅龙纹、螭纹、凤纹以此造型,在器物的许多附饰中也多有体现。这种大量出现的S形图案,可能对后来易学太极图中阴阳鱼线条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太极图出现的时代,学界有多种看法,基本认为是道教以后的产物,可能出现于宋。但是太极S运动结构的存在应该早于太极图的存在,《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李道平撰:《周易集解篹疏》,十三经清人注疏,卷八,系辞上第八,1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太极有阴阳、天地、男女、刚柔等多种寓意,大千世界变化均可用太极解释,S形运动可能不仅和《周易》所述的两仪有一定关系,更可能是早于《易经》出现的阴阳思想的直接产物。本人在对玉器的考察过程中,发现一种s形龙凤佩大量出现于战国、西汉时期,且常常为龙首凤尾(图3)。龙凤合体扭曲为s形,更像一阴一阳的代表,凤为阴,龙为阳。阴阳观念成为后来易学的主要观念,故可能玉器造型中“S”形龙凤佩对后世太极图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两汉陈设、装饰用玉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大多玉质优良,咸阳渭陵长寿宫遗址出土的玉辟邪还用和田白玉籽料雕琢而成,玉质温润细腻。此时,和田玉成为玉器加工材料的主角,并成为以后两千多年来玉器制作的主要材质。

汉代玉器的丰富多彩,造型的大气磅礴,纹饰的灵动飞舞,首先得益于治玉工具的进一步改良。在战国治玉技术的基础上,铁质工具的使用更为成熟,得心应手,工匠们熟练运用高浮雕、浅浮雕、多重镂雕、圆雕、线刻、掏膛、活环、镶嵌等各种技法,可以说极尽雕饰之能事,创造了大批精美的玉器,尽显奢华。安徽巢湖北山头西汉墓出土的朱雀踏虎衔环玉卮最具代表(图4),在圆筒,深腹的卮身外,高浮雕、镂雕一朱雀踏虎衔活环,朱雀头伸出卮口沿,口衔绞丝活环,两羽翼向后舒卷,爪踏一虎。虎身姿矫健,张口怒吼,绞丝尾向上翻卷。另侧环耳上附饰一挺胸昂首的熊。两侧还高浮雕变形羽翅纹。卮身满饰勾连谷纹与连绵舒展的卷云纹。整体设计巧妙新颖,纹饰繁缛,集掏膛、活环、浮雕、圆雕、镂雕、阴刻等各种工艺于一身,体现了汉代玉雕的最局水平。

另外,两汉社会政治相对稳定,思想环境宽松。黄老无为、儒家贵玉、道家神仙长生观念、辟邪厌胜以及东汉弥漫的谶纬、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对玉器艺术的创作均有影响,但难得的是对玉器的创新并不多加限制,工匠琢玉时较少受到形式、纹饰的束缚,充分发挥着想象力和创造力。故而汉代出现了大批经典之作,在纹饰和造型艺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儒家玉德观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正式奠定了统治地位,“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以及许慎对玉“仁、义、智、勇、洁”五德的最后提炼,使两汉玉器的功能越来越多。爱玉、佩玉成为社会贵族阶层的时尚,从礼器到佩饰、日常用品、丧葬用玉、甚至互相馈赠的礼品都是玉器。但当时玉器的使用仅限于王侯贵族,价值很高,所以传说战国那块可以换十五座城池的“和氏璧”被秦始皇改为传国玺后,到了汉末魏晋时期仍然是国家权力的标志,成为各路诸侯都想争夺之物。这种强烈的等级性,使普通百姓不可能随便使用玉器。虽然宋元以后,玉器渐渐走向世俗化,但从古到今,玉属于阳春白雪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

汉玉之美使后世推崇备至。宋代已出现仿汉玉之作,元代朱德润的《古玉图》中也认识到一些玉器为汉代玉器(朱德润著:《亦政堂重考古玉图》,桑行之等编:《说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601页)。明清时期,出现了较多的仿汉玉作品,如明代青白玉錾耳夔凤纹带盖玉卮,清康熙时期的和田白玉鸡心佩(图5、图6)(苏天钧:《北京西郊小西天清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1期,第5058页),其造型、纹饰显然是仿汉代玉卮和玉韘形佩而来(图7、图8)。

干隆皇帝可能是最早重视古代玉器研究的帝王,所写涉及玉器的诗文就有八百多篇,并为许多古玉题铭题诗。他也是最早认识汉代玉器的一位皇帝,清代宫廷仿制汉玉的作品比比皆是,如宫中一件镂刻“长乐”的谷纹玉璧,干隆定其为“汉玉长乐佩”(图9)(卢兆荫主编:《中国玉器全集·4·秦汉南北朝》,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图266)。一件曾被定为魏晋作品的辟邪,干隆认为是汉代玉器。这些认识据现在考古材料看是正确的。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干隆甚至对先秦玉器也言必称汉玉,此风影响了许多后来的收藏鉴赏家。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发现的汉代墓葬越来越多,人们对两汉玉器有了真正认识。目前考古发现的汉代墓葬有三万余座,但出土玉器的墓葬不到千座,且大多集中在已发现的百余座诸侯王及列侯级墓葬中。虽然两汉历代帝王墓葬至今没有正式发掘,故帝王用玉面目目前还不甚明朗,但这百余座王侯级墓葬出土的玉器,也基本反映了汉代玉器的大体情况。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社会的客观存在,必然反映到作为意识形态的丧葬风俗中去。所以墓葬是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缩影,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政治状况、经济制度的兴衰。文化艺术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物,也是社会发展某阶段的实物证据。我们研究汉代玉器,就是要把汉代玉器尽可能的复原至当时的时代背景中,用汉朝人的习俗、仪式和传统来解释他们的用玉思想,解释汉代玉器造型纹饰的意义,从而能真正的鉴赏和理解汉代玉器。理解了汉代玉器,也就理解了中国古代玉器的一个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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